王兰干靓杨伟光：发挥城市绿地效应，促进公共健康
当前各方合力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蔓延，各个学科和行业在思考能够做点什么缓解疫情，也在反思和展望今后需要如何调整和优化，避免在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发生和应对无序。在类似武汉这样的高密度特大城市中，绿地健康效应需要更加充分的考虑，综合设计，促进公共健康。
城市绿地的健康效应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净化环境、调节小气候、涵养水源、活化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景观与休憩场所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量已有研究证明，人们与绿地的接触，可以减少心血管、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降低肥胖风险，提升心理健康和认知能力。
那么绿地如何实现这些健康效应呢？我们认为影响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减少健康风险暴露（减少空气污染、降温减噪等）、促进健康行为活动（体力活动、自然体验活动、社交活动等）和提供心理恢复能力。不同层面的绿地空间特征在一种或多种影响路径下发挥绿地的健康效益。比如，宏观层面的绿地分布格局多与物质空间环境过程相关，主要通过减少健康风险暴露来发挥绿地的健康效益；中观层面的绿地可达性、可获得性更多的与居民的行为活动参与性相关；而微观层面的绿色的面积、形状、设施、植被、生物多样性等内部环境特征则与居民行为活动的体验性相关，良好的活动体验将促进活动的进一步参与。此外绿地的内部环境特征还与居民的心理恢复效果有关，尤其是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特征能有效地为居民提供心理恢复能力。
城市绿地与传染病
当前城市绿地与公共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领域，但是在历史上城市公园绿地的出现却是因为城市中传染病的肆虐。18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下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当时的城市拥挤不堪污染严重，瘟疫在其中横行且传播极快。英国一场霍乱就肆虐了上百个城镇，数万人丧生。意识到拥挤的居住环境会导致卫生问题后，英国决定兴建公园绿地以改善城市环境，并规定未来的圈地中必须留足开敞空间。随后英国的造园运动也影响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城市。美国纽约中央公园设计考虑了其疾病预防的功能，在密集的高楼丛林中刻意保留了中央空旷的空间，促使空气流通以缓解严峻的城市环境压力。
但也有研究指出，在城市绿地内公众可能会感染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显然在城市绿地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生物，包括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而公众在城市绿地中与各种生物的互动性更强，一旦这些生物携带有细菌或病毒，那么公众接触寄生虫和病原体等的风险将会增加。因此，绿地规划设计与维护管理需要深入了解病原体风险的空间因素影响机制，避免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的滋生。例如绿地中水景处一定需要保持流动的水循环，否则容易滋生蚊虫，传播乙脑、登革热等疾病。
城市绿地的应急作用
除了在公共健康效应的作用，城市绿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可以发挥应急疏散的功能。城市绿地的应急作用最早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美国芝加哥与波士顿在大火灾后重建规划中开始建设城市公园绿地，希望用绿色开敞空间分隔连绵成片的住区，以提高城市的防灾能力。
城市绿地本身具有特殊的防灾减灾功能，且具有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均匀、改造方便等特点，已成为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城市公园绿地，具有较大规模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能有效发挥应急避难所的功能，是应急避难和人员疏散的场所，可防止灾害的进一步恶化。但并不能简单地将城市绿地和应急避难场所两种功能叠加，需要在规划设计中充分把握两者特点，多层次全方面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发挥城市绿地与应急避难场所的双重功能效益。在本次疫情处理中，城市绿地暂未体现出应有的应急功能，有待在后续工作中纳入城市应急规划，增加相应设施，强化其应急作用。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大观景观设计
摄影?金笑辉
疫情当前，我们心情沉重。新冠肺炎发生发展于城市，野味交易市场可能造成了传染源的出现，高流通的交易和交通行为造成了疾病的传播蔓延，高密度造成了大量易感人群聚集高。城市绿地应不仅是调节气候的重要空间要素，更应该是居民强身健体的重要场所，也应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支撑空间之一。在未来城市绿地设计中，我们需要将“健康意识”融入，包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日常健康促进的作用；推进更多研究和实践，更加细化明确城市绿地设计特征对于健康的效应。
作者简介：
|
王兰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健康城市实验室主任 |
|
干靓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教授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生态城市专业委员会委员/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委员 |
|
杨伟光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