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华姚亚男：基于公共健康的城市绿色空间探索

     原文登载于《健康城市蓝皮书  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7）25-36页；该书主编王鸿春、盛继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7年9月出版。

     摘要：本文从公共健康的角度出发，追溯城市绿色空间的起源、发展，探究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从规划设计理论与案例两方面分析绿色空间在城市健康策略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讨论如何通过绿色空间构建健康的城市环境。

     关键词：公共健康；绿色空间；开放空间；健康城市

     一、城市绿色空间的起源与发展

     （一） 工业革命与城市卫生运动

     现代城市绿色空间的起源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卫生问题密切相关。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人口大量密集于城市中，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卫生设施极度匮乏，空气、水体污染严重，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例如，1831年欧洲爆发霍乱，肆虐400多个城市，死亡人数超过3万人。1844年，英国城市卫生调查委员会公布了普勒斯顿的恶劣卫生条件，并在后续曼彻斯特的调查中认识到了大面积的贫民窟和陋巷带来的危害。美国纽约1822年也因城市问题爆发了黄热病，迫使政府开始重视大型公园对公共健康的影响。由此，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城市卫生改革运动，颁布法案，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条件，规范给排水，引入绿色空间（开放空间），降低城市建筑密度，建设发展城市公园。例如，1877年的《大伦敦开放空间法》、1906年的《开放空间法》，都强调了绿色开放空间对公共健康的重要作用。在实践方面，1858年纽约开始建设中央公园，1942年英国开启大伦敦规划，在城市近郊圈与外圈间增设绿带圈，为城市绿色空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二） 从城市开放空间到城市绿色空间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对绿色空间的定义为“部分或完全被草本、树木、灌木或其他植被覆盖的土地”，其广义的定义即开放空间，是指“任何开敞的、未开发的、向公众开放的土地"。城市绿色空间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城市开放空间、城市开放绿色空间、城市绿色空间。由“开放空间”到“绿色空间”，其内涵从强调“开放性”，到强调绿色空间作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对城市新陈代谢的重要作用，将前者简明化，与城市灰色空间形成对比。从“开放”到“绿色”，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城市环境的认识：仅仅改善城市的拥挤、肮脏，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绿色”成为城市环境的关键词。

（三） 城市绿色空间的今天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条件、城市环境条件的改变，传染性流行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慢性病开始成为全球人类的主要死因。健康的概念，也由过去的身体健康发展为身体、精神、社会三个维度上的完整的状态。公共健康即公众的健康，同样包含上述三个维度的内涵。城市绿色空间的健康效益也不止于改善城市卫生条件，营造“洁净”的城市环境，而是在公众的生理、心理、社会三个维度都有所体现。现代城市中，绿色空间以公园、社区游园、街头绿地等多种形式服务于城市居民，促进城市居民身体上健康健全、心理上愉悦满足，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风景园林从业者认为应当通过设计，鼓励人们增加与绿色空间的接触，进而提高其健康效益。

     二、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的关系

     （一） 城市绿色空间对公共健康的积极影响

     城市绿色空间在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改善城市卫生环境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践的证实，近年来有许多研究显示，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呈正相关，如荷兰的公共健康调查显示，绿色环境中的居民自评健康状况更好，绿色空间占地百分比同居民感知的一般健康状况呈正相关；2006年Groenewegen等人在国家（荷兰）、城市、花园三个尺度上分析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的关系，结果显示自然环境与幸福感、压力缓解、注意力恢复、疲劳恢复、长寿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日本2002年的调查显示，步行可达的绿色空间，与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寿命长度正相关；另有研究显示城市绿色空间与压力相关的疾病显著相关。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虽不能断言绿色空间促进公共健康的因果关系，但多数学者认为，绿色空间对公共健康有潜在的积极影响，表现在减少诸如心血管疾病、肥胖症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带来更多的正面情绪、减轻心理压力，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等。

（二） 城市绿色空间有益公众健康的作用机制

     Orians认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普遍偏好热带大草原式的自然景观，提出了热带大草原假说。该理论认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经历了数百万年的狩猎时代，人体的生理结构是在相当程度上适应狩猎时代生态环境的，即智人起源的非洲热带大草原的环境，相比坐在办公桌前的城市生活，人体的生理结构更加适应在草原上奔跑、跳跃，在林间采集、攀爬。同时，长期的进化过程形成的趋利避害机制，会使得人类形成非条件反射，引起身体激素的变化，反应在大脑中形成紧张、恐惧、愉悦等情绪，例如对狩猎时代的人来说，黑暗、泥沼、血液，都是死亡的威胁，而食物充足又视野开阔的疏林草原是人类家园，看到阴暗闭塞的城市环境，可能会引起心理上的不适，而接触开阔的绿色空间，会带来轻松愉悦。因此，不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人们对自然环境都有天然的亲近需求。Ulrich的压力释放理论、Kaplan夫妇的注意力恢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假说，相较于城市景观，人们更加喜爱自然景观，尤其是有植物存在时，人们对环境的评价更高。

     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城市绿色空间对公共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接触其中自然要素带来的健康效益，以及绿色空间促进有益健康的行为两方面。绿色空间中的自然要素，尤其是植物，可以吸收污染物、净化空气、改善环境物理条件（调节小气候），释放有益挥发物，接触绿色空间的自然要素，能够得到短期的压力的释放及疲劳的恢复，并通过促进健康的行为，获得长期的远离疾病及全面改善体能与社会福祉。绿色空间的覆盖率、可达性、空间吸引力、服务设施条件等都可能会影响绿色空间的使用情况，也就是绿色空间环境条件会影响居民的行为。因此，若要发挥绿色空间对公共健康的积极影响，应当进一步研究绿色空间影响公共健康的机制，完善绿色空间规划设计，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居民公共健康。

     三、基于公共健康的城市绿色空间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

（一） 规划设计理论

     自人类开始认识到绿色空间对公共健康的重要作用开始，关于城市绿色空间的规划设计理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规划理论方面，1898年，Ebenezer Howard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为了健康、生活与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城市规模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能够提供丰足的社会生活；四周要有永久性的农业性地带，强调了城市绿带的重要作用。1929年，Clarence Perry提出了“邻里单元”理论，该理论下邻里之间应有充足的开放空间，提供小公园和娱乐空间，满足邻里之间的需要。邻里单元内部是安全、静谧的步行环境，没有机动车的影响。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了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后由Le Corbusier主笔完成并发表，指出城市应当保证充足的开放空间及绿色空间，降低人口密度，保证充足日照等。雅典宪章的城市规划思想对现代城市的建设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我国多数城市建设仍旧按照20世纪30年代的这种基本理念在进行城市建设。然而，20个世纪60年代开始，Jane Jacobs在专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了现代大都市的诸多问题，认为应当控制街道尺度，强调街区绿色空间的建设，满足居民安全、游憩、社会凝聚力等多方面的需求。之后麦克哈格提出的“设计结合自然”则从生态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费城为例分析“城市病”的空间分布及形成原因，提出了“健康的环境”这一理念，认为除了改善拥挤、清除贫民窟以外，我们当进一步调查健康的环境与病态的环境的物质及社会环境，总结其中可能会对公共健康产生影响的机制。

     设计理论方面，基于健康的绿色空间设计发展出了专门的“康复景观”类型，其理论基础主要是Kaplan夫妇的注意力恢复理论及Ulrich的压力减少理论。“注意力恢复理论”，认为自然环境体验有助于注意力的恢复，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恢复性环境”的四个特征：远离性、延展性、魅力性、相容性。远离性是指远离日常工作、生活的场景，减少日复一日相同场景带来的心理疲劳；延展性是指环境中有足够的内容和结构，可以支持人们在其中得到相对较长时间的放松；魅力性顾名思义，是指环境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不需要使用者刻意去集中精神，从而得到休息；相容性则是指环境能够提供的活动与个人的目的、偏好相对一致，满足使用者的个人需求。Hartig等人据此编制了"感知恢复性量表"（PRS），用于评价环境的恢复性，PRS及其简化版在不同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恢复性绿色空间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由进化角度发展而来的亲生物设计理论，也为绿色空间设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认为绿色空间设计应当满足秩序下的复杂性、庇护与瞭望、诱惑与吸引、探索与刺激，满足人们心理上对自然的需求。亲生物设计的后两个特征与恢复性环境所强调的魅力性是一致的，二者都承认自然环境有益人的身心健康，在城市空间设计的过程中，尽可能的还原自然的风貌，加强人与自然的联系，达到促进公共健康的目的。

（二） 规划设计实践

     城市绿色空间的规划设计，在城市尺度层面，大伦敦规划与美国纽约的城市绿色空间系统最为典型。上文在追溯城市绿色空间的起源与发展时提到了伦敦的绿带与纽约的中央公园，这两次的实践，对于城市绿色空间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纽约的中央公园由景观之父奥姆斯特德及其伙伴沃克主持，历经15年的建设完工，拉开了美国的城市公园运动的序幕。中央公园面积320公顷，以其蜿蜒的步道、自然风光以及大尺度开放空间为标志，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央公园曾一度衰落，但整体上仍保持了其建设之初的规模，没有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过多蚕食，并在20个世纪80年代重新成立管理委员会，开始了复兴计划，公园重新焕发生机。时至今日，纽约中央公园历经近150年的发展，其对于纽约市的城市生态、文化、公共健康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42—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则利用带状绿色空间，来践行绿色空间服务公共健康，规划方案在城市公里半径内由内向外划分为四个圈层：内圈、近郊圈、绿带圈、外圈，其中绿带圈由农田和游憩空间组成，宽度约16km，防止城市进一步向外扩张。实践证明，大伦敦规划在控制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环境，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游憩空间方面确实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在2000年新一轮的大伦敦规划中，大伦敦占地的2/3均为绿色空间和水面，由城市开放地、绿带、绿色廊道共同构成了大伦敦开放空间网络系统的基本结构，旨在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降低噪声污染、确保城市边缘的景观，构建更加健康的城市环境。

     随着绿色空间的诸多益处得到人们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视城市慢行系统，以线性绿色空间创造更有益于居民健康的城市环境。例如波士顿的翡翠项链绿道系统，将水利工程与绿色空间结合，为居民提供充足的休闲健身场所；加拿大温哥华推行了多年的“绿色街道计划”，将绿色空间与城市交通充分结合，创造步行、骑行友好型城市，促进城市居民有益健康的行为，进而提高城市居民身心健康水平，减少公费医疗的投入，带动了城市整体的良性发展。再如我国成都、广州、杭州的健康绿道建设，将绿色慢性系统融入城市环境，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

     四、构建健康城市环境

     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的复杂相互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通过城市绿色空间，改善城市环境卫生、鼓励有益健康的行为，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构建健康的城市环境，不仅仅是环境本身生态稳定、洁净卫生，还要回归“以人为本”的中心理念，充分利用绿色空间满足城市居民的健康需要。

     虽然目前“生态优先”的思路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笔者认为，城市是人类的聚居地，健康的城市环境仍旧要回归“以人为本”的思路上来，但“以人为本”并非满足人的一切欲想，而是从人类长远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构建健康、稳定、安全、舒适、和谐的人居环境。接下来，笔者将从何为健康城市环境、如何构建健康城市环境两个方面来探讨未来城市绿色空间的发展策略。

（一） 健康的城市环境

     “健康的城市环境”包含构成城市环境本身的生态系统健康，也包含生存在其中的以人为核心的生物的健康。要维持城市生态系统整体的健康发展，保持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前提，这与人类自身的健康并不矛盾。“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但肆意蔓延、充斥污染、高度密集的城市显然做不到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并非持续发展之道。健康的城市环境首先需要遏制毫无节制的扩张，思考如何高效利用土地，保留城市之外的“荒野”，做到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应当借助城市绿色空间网络系统，吸收城市污染物，降低城市能耗，提高城市生态系统自身的生产力，为城市居民及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提供自然产品的支持。而要生存在其中的以人为核心的生物健康，除了提升医疗卫生技术水平，保证城市居民得到公平的医疗服务，还应从不同尺度思考，如何利用城市绿色空间网络系统促进城市居民有益身心健康的行为，预防身心疾病的发生。

     总结来说，“健康的城市环境”，应当是低能耗、无污染、可持续发展、充满生机的。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们应当牢记工业革命后西方大城市的前车之鉴（由于缺乏对自然、对城市绿色空间的认识而造成的公共健康问题大爆发），充分利用城市绿色空间，以人为本，师法自然，构建健康的城市环境。

（二） 如何构建健康城市环境

     按照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的理论，在思考某一尺度空间的规划设计时，不仅仅要考虑当前的尺度，还要考虑上一个层次及下一个层次。构建健康的城市环境，也应当从多角度、多尺度来考虑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

     当我们从大尺度，例如全球尺度、区域尺度考虑城市环境时，健康的城市环境应当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城市绿色空间应当作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为保护生态安全格局发挥其效益，在这个尺度，城市环境本身的稳定、健康是保障人类健康的前提条件，城市绿色空间的面积、分布亦当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去考虑。举例来说，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某些生物迁徙的必经之地，未开发的，就应当尽量避免城市建设，已有建成区的，则应充分利用城市绿色空间为其他生物提供必要的“生态垫脚石”，保证自然环境的连接性。以此为目的的城市绿色空间应当得到法令明确的保护，保证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至于被蚕食瓜分。在这个尺度条件下，构建健康城市环境应首先考虑“选址”，城市绿色空间则是在城市选址的基础上，保证自然本身的连通性，以及保证城市与自然的联通。

     当放大到城市尺度时，城市绿色空间的面积、分布、形式还应考虑与城市整体功能布局之间的关系，也应开始更多的从公共健康的角度考虑其科学性。举例来说，面对城市工业、交通带来的污染，城市绿色空间可以发挥其防护作用，消解一部分污染，要根据城市工业、交通的布局来确定绿色空间的格局，并根据绿色空间对污染的净化效率来确定其面积、形式。再如，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城市绿色空间若要发挥其促进居民有益健康的行为，需要保证一定的面积，并且其服务半径有限，在整个城市尺度上考虑这一问题时，应当尽量保证城市绿色空间健康服务的公平，减小不同片区之间的差距。

     再放大到街区尺度时，在地理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城市绿色空间的服务半径，应当进一步落实到步行路径的距离，其空间尺度、特征，应在满足生态功能的基础上，考虑居民使用者的身心健康需求。

     当放大到花园尺度时，城市绿色空间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恢复性环境特征等方面的原则，并努力构建有助于社会交往，有利于社区凝聚、邻里和睦、家庭和谐的绿色环境。举例来说，社区花园应根据社区的整体人口构成，来确定绿色空间的路径、景观特征与服务设施，尤其是当社区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增高时，绿色空间的可达性、服务设施的类型与数量，都应按照行动能力较差的人群（如老年人、残疾人）来考虑，而不是一刀切僵硬地按照单一的绿地设计规范去做设计。或者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现，城市绿色空间设计规范也应当与时俱进，充分考虑人的需求。

     上文所述的关于构建健康城市环境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路，能够为新城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也有不少自下而上发展而来的城镇、村落，包含了无数先民关于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智慧。在人居环境建设上，我国古代居民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遗产，我们不止应当向自然学习，也要向我们的先民学习。

     综上，不论是自下而上按照社会规律发展，还是自上而下由城市决策者强力引导，城市绿色空间对公共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应当分别从全球尺度（或者区域尺度）、城市尺度、社区尺度、绿色空间场地尺度等不同尺度条件考虑城市绿色空间的规划设计，为构建健康城市环境提供充足的绿色基础设施。

     作者简介：

     李树华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姚亚男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