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晶：以史为鉴：瘟疫、城市公共环境与风景园林
2019到2020年伊始，2019-nCoV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湖北武汉爆发席卷了整个中国，并蔓延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引发了全球关注。事实上，仅仅在本世纪过去的20年内，这已经是冠状病毒第三次肆虐人类世界。2003年和2012年，SARS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和ME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曾经两次重创中国和中东地区。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鼠疫、霍乱、流感、天花……其中，鼠疫和霍乱被我国列为甲类传染病，是让无数国家的无数人付出惨痛代价的烈性传染病。
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相应地，每一次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又会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场瘟疫可以摧毁一座城市，亦可以促进城市更好地重建，促使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的进步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历史上，很多的瘟疫事件都与城市的重建和风景园林的发展密切相关。以英国为例，这个国家在历史上遭遇了多次瘟疫的冲击，同其他国家一样，人口下降，经济衰退，在各个方面都遭遇了毁灭性打击。然而，在瘟疫发生过程中和消失之后，英国又出现了很多足以影响之后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本文将选取英国历史上的两次烈性传染病事件，即黑死病和霍乱，回顾瘟疫促进城市重建与发展，引发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以及对风景园林的影响。
1 黑死病与城市公共环境的发展
1.1 黑死病概况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又称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这种细菌存在于野生黑鼠的血液中，以及寄生的跳蚤身上。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大疼痛、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出血以及其他严重毒血症状。患病后期会出现皮下出血的状况，全身青紫，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鼠疫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
中世纪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瘟疫，最早始于14世纪中叶，间歇复发，持续了近300年。这场灾难带给了欧洲大陆悲惨的后果，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笼罩在瘟疫中，黑死病也成为黑暗中世纪的另一个写照（图1）。瘟疫造成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给欧洲人口带来了巨大损失。黑死病死亡率极高且传染性强，一天之内患者便会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或接触会被感染，甚至接触患者使用过的物品也会传染，加之当时疾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隔离始终是人类对抗烈性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著作《十日谈》（Decameron）描述的正是黑死病高峰期间，十个年轻人离开佛罗伦萨市区，居住到郊外的别墅里以隔离的方式来躲避疾病。
图1 描述黑死病的版画
图片来源：
https://www.history.com/news/rats-didnt-spread-the-black-death-it-was-humans
1.2 英国黑死病产生的背景
英国的黑死病是由一名被感染的水手在1348年于英格兰赛特海岸传入，他感染了每一个遇到的人，由此该病迅速蔓延至各地。在随后的3年间，瘟疫使得 40%~50%的英国人毙命，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全面恐慌。黑死病在英国肆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英国属温带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为黑死病病菌的迅速繁殖提供了温床。其次，英国当时的开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助长了黑死病的传播。从11世纪开始，英国很多荒原和山坡被开垦为农田，排干沼泽地修筑海堤。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导致英国多次明显降雨，洪泛成灾，大量农作物被毁坏，并且引发多次饥荒，助长了黑死病在英国大面积传播。
此外，英国城镇人口过度增长，密集、混杂的居住环境也有利于黑死病的蔓延。黑死病爆发前，不列颠的城镇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但是在中世纪工业革命和汽车出现之前，人们的交通方式以步行为主，步行的距离限制了前工业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人口不断增加，使得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都比较高，生存空间相对狭小。与此同时城市缺乏管理，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足，没有完善的排污系统和生活垃圾的处理场，街道上堆满了垃圾，生活污水横流，卫生条件极其恶劣。这些都加大了黑死病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图2）。
图2 一名镇上的人呼吁黑死病病患家属“带出死者”进行集体葬礼
图片来源：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Black-Death
1.3 黑死病后的城市和风景园林发展
黑死病的高死亡率使英国人口锐减，劳动力十分短缺。人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口数量的减少必将给社会经济、生产等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英国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很长的恢复过程。但是，黑死病疫情蔓延结束之后，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场瘟疫是一场灾难，但是也给城市、农业、园林等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1.3.1 城市公共卫生的整治
大量人口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口密度，缓解了城市拥挤问题，为城市的重新规划提供了前提条件。黑死病使“良好的城市环境是发展前提”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促使政府开始全力解决城市的环境问题。
英格兰各地纷纷颁布了有关城市公共卫生的法令，组建市政健康委员会，对危害公共卫生的行为处以高罚金，甚至拘捕。1388年英国第一个关于卫生的法令规定：“如在城市的河流中、街道上倾倒动物粪便，罚款20磅。”
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城市面貌的清洁，清洁人员的数量也大幅增加。1385年伦敦港进行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港口检疫，要求所有来自伦敦城以外的船只，必须让船员、旅客以及货物在隔离区停留一段时间，以检测他们是否携带有传染病的病菌，这也是后来“检疫区”的雏形。英国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建筑要通风和熏蒸，室内家具在日光中曝晒消毒，有传染可能的衣物被单全部焚毁。” 1361年英国国王发布公告，严加控制在伦敦城内屠宰牲畜的行为，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
居民的环境卫生意识也在瘟疫过程中得以提升，意识到建设良好的城市环境的必要性。市民都开始自觉维持公共环境，不再随意到街道上倾倒垃圾或排泄物。这样既控制了病毒的传播扩散，又改善了城市的公共卫生环境。正因如此，国际上又把黑死病之后西欧城市卫生的整治，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城市卫生革命”。
1.3.2 农业结构的调整
黑死病还影响了欧洲农业的结构，并间接影响到英国自然风景园的产生。黑死病过后农民抛弃了产量不高的土地，集中到优质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提高了粮食的单产，农业获得丰收，谷物价格反而出现了严重下跌的现象，农民若继续只种植传统的谷物，显然已无利可图。在中世纪欧洲人的衣料主要是毛织品，毛纺织工业持续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非常盈利。封建领主们意识到，从事畜牧业生产较之经营农作物所需人力少而收益高，于是不顾农民的反抗，开始圈占公用地，并把一部分耕地变为牧场，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得以兴起。相应地，西欧社会特别是英国的农业结构开始调整，大量农田被改为牧场用来饲养绵羊。畜牧业的发展为毛纺织业提供了原料，而毛纺织业的发展又促进畜牧业的兴旺。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大量牧场的出现，英国的乡村风貌明显改变，形成以这种大片的牧场为主的田园景色，而18世纪的自然风景园正是在模仿这种乡村风景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图3）。
图3 英国乡村中连续的草地
图片来源：William George Hoskins.The Making of
English Landscape[M].Penguin Books,1985
2 霍乱与城市公共环境的发展
2.1 霍乱概况
黑死病爆发的几个世纪后，由于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城市环境的恶化，英国又受到了霍乱的困扰。霍乱（Cholera）是由感染霍乱弧菌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传染病。它主要通过受到霍乱弧菌感染的水源和食物进行传播。典型的临床表现为腹泻、呕吐和由此引起的体液损失、脱水、电解质紊乱、低钾综合征以及周身循环衰竭等，若不及时抢救则病死率甚高。人类关于霍乱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有史籍记述一种类似霍乱病症的疾病在印度爆发过。但是近代关于霍乱的记载是在1817年后慢慢开始出现的。此后霍乱迅速在欧洲各地蔓延，曾侵袭了很多国家。
2.2 英国霍乱产生的背景
霍乱是对19世纪英国民众健康威胁最大的传染病之一。1818年前后，有6万余人死于霍乱，1831年，霍乱又在英国的431个城市肆虐，3万多人失去生命。1848年霍乱以更快的速度、更强的杀伤力再次肆虐英国，导致5万多人死亡。
霍乱于19世纪在英国的传播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工业革命后的公共环境污染。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并改变了城市的格局。英国除当时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外，又出现了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新型工业中心。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是新型机器如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的出现，而这些机器又进一步提升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速度。蒸汽机的主要动力来源是煤炭，因此英国煤炭的使用量急速增长。英国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煤炭消耗量变为最初的6倍。巨大的煤炭使用量带来的是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白天工厂和运输货物的火车会排放出大量有害气体，到了晚上照明的煤油灯又会再次排放出有害气体，在这种近乎24小时不间断的浓烟排放下伦敦获得了“雾都”的称呼。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 Dickens）在他的《艰难时世》（Unabridged）等小说中曾以伦敦、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为基础创造了工业重镇的意象（图4）。
图4 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工业城市面貌
图片来源：
工业革命导致的机器化大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们纷纷从农村涌入城市，导致英国农业人口锐减，城市规模急剧扩大。1750年前后，只有1/5的英国人住在5
000人以上的城市里，而到了1850年，居住在这样城市中的人已经占到了3/5。人口的迅速膨胀使得城市环境越来越拥挤，在伦敦的部分城区，出现了不足1平方米居住了6个人的情况；在曼彻斯特，3个人睡一张床的地下室有1 500个，4个人睡一张床的地下室有738个；在格拉斯哥，有1/3的工人家庭挤在一个房间内生活，而人数可以多达10至15人。除了居住空间不利于人休息以外，空间上的拥挤也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与拥挤的住房相伴随的是恶劣的卫生环境。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住房，不仅通风条件差，而且常年没有阳光，潮湿阴暗，非常肮脏。英国许多新兴工业城市缺乏完善的城市公共卫生设施，据1845年的调查，在曼彻斯特某个街区的7 000居民中，仅有公共厕所33个，平均每212人共用1个厕所，不少厕所连排污沟也没有。1809年，伦敦一些地区一星期只有3天有水，那些没有供水设施的街区，居民只好到露天水井或河流去取水。后来，人们证实水源污染是19世纪英国霍乱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城市下水道系统极不完善，大众生活区粪便堆积，极易污染饮用水源。而这些都是霍乱细菌滋生和传播的温床（图5）。
图5 街道上的垃圾
2.3 霍乱后的城市和风景园林发展
2.3.1 社会改革和公共卫生整治
在城市环境日益恶劣的背景下，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初在公共卫生领域拉开了改革的帷幕。政府通过加强立法、建立卫生机构、治理城市水源与供水改革等措施，促进了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
1819年，《工厂法》（Factory Act）颁布，旨在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不断增加的机械化制造业的侵害。1825年，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提出为下层社会的人民建造公共园林的主张。1832年起，英国议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案，开始允许动用税收建造城市公园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1833年，由英国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选举出的英国特别委员会（The Select Committee）提出了“特别委员会关于公共散步场所的报告”(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ublic Walks)，详细指出了英国下层人民恶劣的生活环境及其对于城市中绿色空间的渴望，结尾提出了为脏乱地区开辟更多空间，同时建设允许人们散步游玩的公共场所的建议。1835年，《市政机关法》（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出台，法案对英国政府的工作内容和部门职责进行了更详细的规定，明确建立卫生局、济贫委员会、城市管理、住房建设、设施建设等相关职能部门来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居住空间环境。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工作部门的分工更加专业明确，为城市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年，针对1833年报告中提出的“考虑以最佳的方式，保留邻近城镇人口密集地区的开放空间，作为公共散步和锻炼的场所，以提高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与生活的舒适度”这一提议，促使议会通过了“私人法令”。法令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城镇中绝大多数的纳税人有对于公共绿色开放空间的建设需求，那么英国政府允许该城镇可以使用税收建立城市公园。1838年的报告还要求在未来所有的圈地中，都必须留出足够的开放空间，同时允许使用税收来建设下水道、环卫、园林绿地等城市基础设施。此后，英国的一些城市中开始出现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画廊等供市民“合理娱乐”的设施。
为遏制霍乱爆发，政府还对城市供水与排污系统进行了改革。议会成立了大都会下水道委员会，要求所有新建住宅都必须连接污水渠。此举导致大规模城市污物向河流转移，加重了泰晤士河水体污染。政府采取减少河流污染的措施，并加速了下水道系统的建设。1854年霍乱后，英国政府开始真正关注饮用水问题，这是一个迟来的进步。在之后的十多年里，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环境和公共卫生组织都有相当大的改善。
2.3.2 城市公园的建设
技术与社会的进步，加之英国风景园带来的影响，促进了城市公园的产生。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3-1865）设计的利物浦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是根据“私人法令”利用税收兴建的第一座公园，也是世界造园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图6）。19世纪40年代起，各个城市都陆续开始兴建公园，英国出现了城市公园的建设热潮。除了各地新建的城市公园外，英国许多过去的私人园林也向公众开放或改造成城市公园。伦敦的皇家园林，如海德公园（Hyde Park）、肯辛顿园（Kensington Garden）、绿园（Green Park）和圣?詹姆斯园（St. James’s Park）等，都转变成了对公众开放的城市公园。这些昔日的皇家园林占据着城市中心区最好的地段，十分便于市民的日常活动。这些公园中的动植物资源有利于减轻空气的污染，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开敞的绿色公共空间可以为市民提供休息活动的场地，成为城市中的“绿肺”和“氧吧”。受到英国公园的影响，各个国家也都纷纷掀起了城市公园建设运动的热潮。以伦敦的城市公园作为基本的样板，法国和美国的各个城市也都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园建设（图7）。
图6 伯肯海德公园平面
图片来源：杰里柯..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M]. 刘滨谊，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270.
图7 今天的伯肯海德公园依然为城市提供绿色开放空间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3 启示
3.1 瘟疫是一把自然生态的双刃剑
瘟疫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生态扩张现象。病毒、病菌这些微生物都在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演绎着生态、自然与人类的一种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从人类进程来看，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因为生态系统的失衡和自然的破坏，瘟疫又促使人类去建设更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城市环境的恶化、住房拥挤、卫生条件差，这些都是瘟疫传播的温床，为疾病的爆发埋下了隐患；而城市环境的改善、园林与公共空间的建设削弱了瘟疫滋生的土壤，有助于降低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3.2 瘟疫反推公共卫生环境的建设
纵观历史，无论是黑死病还是霍乱，瘟疫的爆发暴露了城市建设的问题和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而城市的改革和干预并不是主动的，而是对严重瘟疫的被动应对和调整。政府被迫从灾难中学习应对，加强治理、建立卫生机构，建设城市，促进了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虽然是被动的应对，却引发了积极的效果。在历史的不同进程中，不同类型的疾病、不同传染方式、不同的社会认知水平下反推出来的城市改革、绿地空间的形态和格局也有不同。从长远来看，也正是在瘟疫的考验中，城市各个方面的建设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也为城市应对其他问题积累了经验。
3.3 瘟疫促进环境和公共空间的立法
英国在瘟疫过程中和结束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环境改善。在这些立法中，园林绿地、城市公园等开放空间作为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治之外，更重要的是法治。两次瘟疫事件中，政府在疫情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立法以推动公共卫生环境的建设，规范公众的行为，也助推了政府的治理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
3.4 瘟疫让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与瘟疫抗争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疾病与灾难也给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让人们的意识发生巨大变化。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的观念变得深入人心，很多民众开始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居民开始自觉维持公共卫生，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共同维护公共环境的卫生和健康。这些观念和思考都是以重大疾病事件和很多生命的逝去为代价换来的，因此也让人更加重视和珍惜。
4 结语
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已经早不同于几百年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拥有比先辈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更先进的城市管理和更合理的规划，我们也面临比历史上更加复杂的环境和问题。而面对瘟疫，我们需要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营造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需要政府的有效治理和更加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建设一个健康安全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需要形成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让风景园林在城市公共卫生环境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需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守风景园林的使命。
致谢
研究生段凯彤和沈子晗为本文查阅了部分文献资料，在此致以感谢。
注：此文未正式发表，非最终版本，发表前请勿引用
参考文献
[1] 黑死病：国家卫健委权威医学科普项目传播网络平台[EB/OL].[2020-02-17].https://www.baikemy.com/.
[2] PAMUK S.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1300–1600[J].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007, 11(3): 289-317.
[3] 王晓臣.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与英国社会之变迁[D].苏州：苏州科技学院，2010.
[4] 李娜，解建红.中世纪后期英国黑死病爆发原因新议：环境史视野下的中世纪后期英国黑死病[J].学海，2008（1）：131-134.
[5] 黄毅.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功能混合与分区研究[J].山西建筑，2007，33（35）：35-37.
[6] 马涛.11-14世纪伦敦城市卫生状况考察[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3）：71-73.
[7] 李威.论中世纪英国医疗的特点［J］.兰州学刊，2007（8）：101.
[8] WEINREB B, HIBBERT
C. The London Encyclopedia[M]. London: London Macmillan Limited, 1984: 600－601.
[9] 马忠庚.论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影响[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1）：67-71.
[10] 胥志刚.试析19世纪50-7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管理改革[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7.
[11] 于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疾病流行、应对措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8.
[12] 基普尔.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M].张大庆，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567-569.
[13] 李化成.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的经验与启示[N].光明日报，2015-03-28(011).
[14] 毛利霞.疾病、社会与水污染：在环境史视角下对19世纪英国霍乱的再探讨[J].学习与探索，2007（6）：223-227.
[15] 刘金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J].史学月刊，2006（10）：50-56.
[16] 毛利霞.19世纪的英国霍乱与河流污染[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30（1）：75-80.
[17] 仇振武.1853-1854年英国霍乱与水源治理[D].南京：南京大学，2019.
[18] The House of
Commons.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ublic Walks[R]. London:
The House of Commons, 1833: 3-8.
[19] YOUNG G M,
HANDCOCK W 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XII(1)1833-1874[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89-193.
[20] 陆伟芳．城市公共空间与大众健康：19世纪英国城市公园发展的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7）：82.
[21] 罗伯兹.英国史：1688年至今[M]. 鲁光桓，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90
[22] NEWTON N T.
Design on the L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21-223.
[23] 赵晶.从风景园到田园城市：18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叶西方景观规划发展及影响 [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2.
作者简介
赵晶
女/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本刊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 /zhaojing85012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