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妍马琦伟等：提高社区绿化水平有益于改善居民身体健康、降低就医频度吗？
本文改写自《风景园林》2018-8期文章《基于社区生活圈尺度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与居民就医行为关系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引文格式：马妍,马琦伟,李苗裔,于沛洋.基于社区生活圈尺度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与居民就医行为关系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J].风景园林，2018，25（8）：36-40.
摘要：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同社区对传染疾病的感染风险可能存在不同。究其原因，社区本身的建成环境、社区居民的特性（社会经济属性、空间活动特征、生活方式等）及社区公共卫生管理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根据对案例区常住居民空间行为轨迹的刻画，就社区生活圈内公园绿地、绿化水平、文化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常住居民就医频次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便利易得的医疗卫生服务可能增加居民的就医频次，而城市中公园绿地的建设则对于降低居民就医频次有一定的显著作用。相较于增加集中的公园绿地面积，整体性的提高绿化水平则更有益于居民就医频次的降低，提升其身心健康和身体素质。此方法不但对社区生活圈内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提供了理论参考，也期望对社区公共卫生安全研究方法的构建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绿色基础设施；建成环境；社区生活圈；居民就医行为；公共卫生安全
城市的建成环境对居民的生活习惯、空间行为特征存在着深远的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这一影响日积月累，进而影响居民健康.对其的研究多采用社会调查的方式。与此同时，城市中一些具有疾病传播风险的建成环境要素，如提供活禽养殖、宰杀的市场、医疗卫生垃圾处理和堆放场所等，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附近居民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鉴于上述问题，本研究旨在从微观尺度分析建成环境中的绿色基础设施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重点通过对一段时期内研究区域居民出行大数据的观测，来刻画常住居民日常空间行为特征，在识别其空间活动范围的基础上，从中抽取表征绿色基础设施的建成环境要素。与此同时，基于居民在社区生活圈内的就医行为构建居民就医频次这一指标用以测度其身体健康状况，降低社会调查及问卷中居民对健康状况的主观感知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并最终探讨建成环境中绿色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对居民就医频次的影响，从中识别主要影响要素及作用机制，为规划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尽管此次研究中建成环境要素未涉及与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相关的因素，但以期此研究方法可为进一步探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者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其居住社区的建成环境之间的联系提供抛砖引玉的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空间尺度的划分
在分析建成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间关系的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既有以行政辖区作为评价单元（如大都市区、县、人口统计区），也有以被调查者的住所为中心通过设置搜索半径来划定评价单元。但上述空间尺度的划分各有利弊，不仅难以准确反映各类人群的真实活动范围，也不利于与规划政策的空间尺度相呼应进而影响分析结果的规划实践应用。基于本研究的目的，选择15min生活圈作为空间单元的划分标准，即在居民步行15min可达的距离范围内进行建成环境要素的评价，相当于以居民居住地为中心的1000m辐射半径。这一空间尺度既有利于微观尺度的研究分析，又能较为完整地反映居民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同时与生活圈规划保持统一的空间尺度还将有利于分析结果对规划问题的实践指导和参考。
1.2 变量关系的分析
1.2.1 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结合既有研究对建成环境中绿色基础设施及要素的分析识别，本研究选取公园绿地、绿化水平（本文中的绿化水平指以植被 NDVI值，即以“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归一化差分植被指数”为测度，综合了植被生长状态、植被覆盖度的综合绿化水平的概念）、文化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作为分析模型的解释变量。同时，用研究空间单元内常住居民的就医频次来测度其身体健康状况。主要逻辑是，通过统计常住居民在一定观测期间内访问社区生活圈内医疗卫生设施的次数（每次到访停留30min以上）来反映其健康状况，假设次数越多身体健康水平越低，反之则越健康（图1）。
图1 影响要素与居民就医频次的作用机制
1.2.2 基于哈夫模型的影响要素作用评估
在研究城市中某个空间单元i上常住居民的就医频次与绿色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设施之间的内在关系时，本文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首先，绿色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设施的规模越大，则其服务能力越强；其次，绿色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设施与某个空间单元之间的空间距离越大，则其对该空间单元的作用越小。基于此，本文引入哈夫模型(Huff 1964)来反映上述的关系。
其中模型考虑5个表征社区绿化基础设施的建成环境要素，分别为X1、X3、X4、X5，依次代表公园绿地、文化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对于空间单元的作用；以及X2代表每个空间单元的绿化水平，是以植被NDVI值为测度的一项指标。a1、a2 、a3、a4、a5是模型的5个待求解的参数，分别代表了公园绿地、单元绿化水平、文化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对市民就医行为的效应量(具体测算公式详见杂志原文)。
2 分析结果
2.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分析
2.1.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为福州市中心城区的集中建成区，包括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和长乐区共6个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周边闽侯县的上街镇和南屿镇的部分地区，总面积为430.0km2（图2）。
图2 研究区范围图
2.1.2 数据来源及分析
1）就医行为数据。
本研究通过使用由百度地图慧眼大数据提供的就医行为数据，对研究空间单元内居民的就医行为进行刻画。数据收集的时间跨度为2018年2月21日—2018年3月13日，共3个星期，空间上涵盖了本文研究范围内所有常住人口规模大于0的地区，在大数据识别了常住居民的居住地以后，统计每个200m×200m单元网格内常住居民在以其居住地为圆心1000m半径内的医疗卫生设施就医的次数。这样既可以统计居民在居住地周围到访不同等级医院的情况，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跨区域看病的问题。
在每个空间单元网格的常住人口规模统计方面，根据百度地图慧眼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跟踪个体的行动轨迹，将其夜间长期驻留的地点视为该个体的居住地，居住地点位于某一网格空间范围内的个体总和即构成该网格的常住人口规模。同时通过长期跟踪个体行为，百度地图慧眼也识别了每个单元中就业地点为医院的人口，本文将这部分人口从研究数据中剔除，以保障数据的科学性。因此，本研究中的常住人口是指空间单元内每晚长期驻留的移动端APP用户数，并不是人口普查中的城市常住人口数。
从图3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就医频次归一化后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异质性，频次较高的地区主要位于老城区，特别是闽江北岸的茶亭、新港、水部等街道一带。而城市南部地区、特别是乌龙江西南侧的地区归一化就医频次相对较低。
图3 研究范围内的常住居民就医频次空间分布图
（已去除常住人口数量为0的空间单元）
2）绿色基础设施数据。
公园绿地数据由福州市中心城区城乡建设用地现状图（2017年）中提取得到。从图4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公园绿地主要位于城市中心地区，而城市边缘地区的公园绿地建设相对滞后，且大部分公园的面积均比较小，多为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及“口袋公园”等，而大型综合公园的数量相对较少。
图4 研究范围内的公园绿地分布图
（已去除常住人口数量为0的空间单元）
单元绿化水平以评价单元的植被NDVI值表示，该数值是基于美国USGS网站开源的Landsat 8 OLI/TIRS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借助ENVI 3.5遥感影像分析软件计算得到的，影像拍摄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单元绿化水平的分布与公园绿地存在明显不同，呈现城市中心区域低于郊区，且靠近公园绿地的区域高于远离公园绿地区域的特征（图5）。
图5 研究范围内各单元绿化水平分布图
（已去除常住人口数量为0的空间单元）
3）文化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文化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数据均由福州市中心城区城乡建设用地现状图（2017年）提取得到。从空间分布上看，各类设施均主要集中在闽江以北的五一路至西外环之间的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分布密度相对稀疏（图6）。
（已去除常住人口数量为0的空间单元）
2.2 讨论
本研究首先在15m社区生活圈，即1000m辐射半径尺度上，进行基于哈夫模型的多变量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15min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范围内，公园绿地、绿化水平、文化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变量的回归效应均明显，表明上述的设施确实对居民的就医行为存在着实质性的影响。特别是公园绿地和单元绿化水平这两项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其与公共健康水平可能存在内在的联系。但是，体育健身设施的回归效应十分不明显，表明此类设施与居民就医行为关联不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本研究提取的体育健身设施以体育场馆为主，其使用主体为青壮年，而这一年龄段的居民并非主要就医群体，因而此类设施的贡献不显著。
其次，与公园绿地、绿化水平降低就医频次相反，文化设施对于就医频次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本研究认为原因之一是文化设施以吸引居民参加室内活动为主，因而文化设施难以压缩居民的就医频次。同时，本研究发现医疗卫生设施与就医频次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当医疗卫生设施的服务能力增强时，无论是医院规模增加带来的接待能力提升，或是布局密度增加带来的就医距离缩短，都会提升居民就医的便利程度，降低就医的时间和心理成本，从而影响居民的就医行为。
为更加深入地分析绿色基础设施对居民就医的影响，确定公园绿地的有效服务半径，本研究进而在不同的空间距离上求解前文提出的模型，其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辐射半径增加到1500m后，公园绿地和单元绿化水平这两项变量的回归效应仍保持显著，但效应量的大小和显著性均较1000m辐射半径内的计算结果有所降低，这表明其可在一个相当可观的空间距离上对城市居民的就医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此影响与空间距离呈现负相关。
2）从变化趋势来看，随着距离的增加，公园绿地和单元绿化水平两项变量的回归效应量均随距离增加而继续减小。特别是在2000m和2500m距离上，回归效应已不显著，表明当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与其其他素相比，这两项要素的作用趋于不明显。
3）比较公园绿地和单元绿化水平两个变量的回归效应量可知，单元绿化水平对降低就医频次的作用更加显著，公园绿地在这一方面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其贡献程度要小于单元绿化水平。
3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规划实践中应加强15min社区生活圈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可概括为：
1）加强附属绿地、街道绿化、立体绿化等的建设，可以显著提高每个空间单元的绿化水平，从而改善居民的就医行为。
2）在资金和用地有限的情况下，提高绿化水平对改善居民健康的效益相对更高。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用地紧张的老城区，着力提高建成区的绿化水平可能是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
本研究也为分析社区建成环境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感染风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就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社区感染而言，可考虑感染者所表现出的空间分布特征，尤其是针对疫情爆发初期华南海鲜市场周边居民的空间活动特征、社会经济属性、建成环境特征的刻画和相关性分析，提取影响疫情发生和传播的关键物质环境要素，为未来的规划管控提供依据。
注释：文中所有图表皆为作者自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501181）；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8J01747）
作者简介
马 妍
：福州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马琦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新中心规划师
李苗裔：福州大学建筑学院校聘教授
于沛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新中心规划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