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弛：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上海公共租界城市公园功能变迁研究

    长期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公园就是中国近代园林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些公园不仅见证了欧洲园林思想与我国近代社会所发生的碰撞，还引领了我国其他城市的公园建设，从而“使漫长的中国园林发展进程中出现一个特殊的转折点”“开辟了中国园林发展的崭新时代”[1-2]。

    在目前的研究中，人们从造园艺术、形式变迁、整体发展、游园冲突等方面都对租界公园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其在园林功能方面的关注却略显不足[3-8]。即便偶有涉及者也往往将其视为“植入”我国的“西方公园”，并“套入”欧美城市公园的框架中进行解读；却忽略了公园不仅是一种园林景观，还是一种公共空间，其功能的生发、演变与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要素间都有着紧密关联[9]。而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背景则使得租界在这些要素上与欧美城市相迥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租界公园等同于“西方公园”进行研究；而如何走出这一窠臼，从租界社会出发动态地理解公园的园林功能则成为探索我国以及东亚近代园林史和公园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纵观上海公共租界所存续的100年间，其公园功能经历了从美化环境的休闲绿地到功能复合的城市景观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历时性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数年间，并集中体现在健康功能的凸显、体育运动的普及以及儿童活动的关注三个方面。因此，本文在馆藏于中、英、美、澳、法等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近代租界社会出发，探讨上海公共租界内城市公园功能的转折，以检视租界公园功能的生发、演变及风景园林对公共健康、体育运动、儿童活动等方面的推动作用。

    1 健康功能的突显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现代公园最早出现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用以提升产业工人的身心健康。然而，由于通商口岸的特性，上海早期的租界公园则主要作为一种美化环境的休闲绿地来使用。

    但至19世纪末，上海公共租界内公园的健康功能开始日益凸显。而其直接原因则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94年2月，该次鼠疫首先于广州爆发，造成6万人死亡；随后又传至香港，并蔓延各地[10-11]。由于沪、港、粤间频繁的船务往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开始关注健康问题，并致力于通过租界内城市公园的建设提升公共健康。

    这也促使公园开始成为一种提升租界土地环境的手段。受到英国的主流卫生观点影响，上海工部局当局意识到环境是导致病患的主要原因[12]。他们认为，租界内的垃圾场、沼泽地等坑洼地，都是“滋生各类病害的温床”，具有“潜在的危害”；而城市公园则对提升公共健康有着重要作用[13-14]。因此，如何利用公园对坑洼地进行改造也成为一项“保障租界全体居民安全”的关键举措[15-16]。上海工部局先于1896年将昆山路旁的池塘填平后修筑成虹口公园；又于1898年，将公共娱乐场内板球俱乐部休憩亭侧的水坑平整后改建为小游园[17-18]。

    其次，公园也成为引导居民改善卫生习惯的工具。19世纪中叶的上海，人们普遍使用传统的方式处理排泄物。这也使得租界内“若当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而秽气亦扑入鼻。……居城内者，如终年在鲍鱼之肆，以致鼠疫诸症”[19]。面对如此状况，工部局决定着手改善居民的卫生习惯。一方面，工部局通过制定法规，严惩随地便溺的行为，例如，其在1872年11月就对一位在美国领事馆旁随地便溺的市民采取“枷号三日，以示惩儆”的处罚[20]。另一方面，工部局则致力于借由基础设施建设对居民进行引导，而城市公园则成为其中的关键一环。工部局分别于1895和1898年在公共租界内人流最为繁多的两座公园——外滩公园和公共娱乐场内修筑了卫生间[21-22]。有鉴于示范效果良好，工部局又将其推广至全境，于1906年在华人相对聚集的华人公园内，建造了设有3个蹲位及小便池的卫生间[23]。

    再次，公园还成为工部局引入现代卫生设施提升公共健康的试验场。在提升公众健康的过程中，工部局发现“提供充足清洁水源对于城市健康具有关键作用”，而“不洁的水或可引发瘟疫、痢疾、腹泻、肝炎、霍乱等疾病”[24]。因此，工部局于1881年修建了覆盖全租界的城市供水系统[25]。在此基础上，其又致力将流行于英、美等国的直饮水设备引入租界。于是，公园也成为租界内最先普及直饮水的地方。工部局先于1895年在外滩公园内修筑了饮水器；又于1912年在昆山公园设置了同样的设备[21，26](图1)。

图1  上海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内的饮水器 (作者拍摄)

    经由健康功能的凸显，公园成为一种“提升民众舒适与健康”的场所，并获得了“都市绿肺”的美誉[27-28]。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间、饮水器等设施也在20世纪后开始成为城市公园建设的标准配置。

    2 体育运动的普及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公共租界内，体育运动也变得愈发普及，并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园内运动场地的日益增多上。在公共租界成立初期，其内的居民多过着欧洲“乡村小镇”般的平静生活，并没有过多的休闲活动。为了消磨时间，欧美侨民逐渐将欧洲的音乐、艺术、文学等引入租界。这也促使现代体育运动在19世纪末成为公共租界内的一种流行时尚。租界内的居民开始将体育视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一些公司甚至特意去信欧洲总部，要求将拥有体育技能列入上海派员的任职标准[29]。正因如此，工部局也着意于在租界内修筑运动场地，于1862年修建了公共娱乐场，又于1896年建设了虹口公园。

    与此同时，公共租界公园内的运动类别也更为丰富。相较于上海租界社会早期棋牌、台球等室内休闲活动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言，盛行于欧洲的板球、网球、冰球及滑冰等活动都在这时被引入租界(图2)。为了满足租界居民的需求，一系列适用于这些活动的场地也在公园内应运而生。比如1903年，工部局就在虹口娱乐场内划定了板球、足球、网球、槌球等运动场地；随后又于1906年，在其内增设了游泳池[31-32]。这些场地也进一步地促进了体育运动的流行(图3)。

图2  清末侨民将板球运动引入我国[30]

图3  上海虹口娱乐场平面图，内有板球、足球、网球、槌球等运动场地[31]

    无论是运动场地的增多还是运动种类的丰富都促使租界内居民对于体育的功能有了更深的认识。至19世纪末，租界内的居民已经不再将体育视为一种消磨闲暇的工具，而是具有多重功效的活动。他们认为体育，在卫生方面，可以“养成有势力的身体”“增进卫生之智识”；在教育方面，可以“陶冶品性”“完成人格”；在社会方面可以“延长青年期”“发展社会性”等[33]。不同的活动对人也有着不同的作用：比如网球可以“非特能发育体质，活泼身心，兼能建强脑筋，有补智慧”；而游泳则能够“去自渍垢”“助长筋肉之发达并使皮肤坚强”；“识水性之缓急强弱”；“在热之时调剂人身高度之体温”及“趟祸过覆舟避免危险”[34-35]。

    体育功能认知的提升也使得租界内的居民对体育活动有了更多的需求，而这也促进了运动场地的开放。尽管在公共租界早期也存在一些体育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多是以俱乐部为单位而进行的，如上海网球俱乐部等。人们如果参加这些活动，不仅需要交纳高昂的年费入会，还必须在每次活动时单独购票；而这些都是租界内普通居民无法负担的[36]。但至20世纪初，公园内运动场地逐渐开始对公众开放。比如，虹口公园就在1906年率先开放足球和板球运动场的部分场地，供公众在冬季和夏季时免费使用；随后，租界内的其他公园也在1910年同意居民在以组织或协会名义申请后即可使用场地展开活动[37-38]。

    3 儿童活动的关注

    相较于公共健康及体育运动而言，公园的儿童活动功能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例如，在奥姆斯特德的公园研究名篇《公园与城镇扩张》(Public Parks and Enlargement of Towns)中，奥氏就对公园的各种功能，如减少犯罪、净化空气甚至减少城市病，都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却忽略了公园在儿童活动方面的贡献[39]。同样，在早期的上海公共租界社会中，人们也普遍将公园视为成年人休憩的场所，并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进行建造。

    但至19世纪末，儿童逐渐成为公园建设所关注的对象。人们注意到租界内的公园不仅与居住区相距不远，还有着健康舒适的环境，而这些则正是“理想儿童活动场所”所应具有的条件[40]。于是，公园内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儿童。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上海工部局一方面致力于在公园内建设面向儿童的服务设施，比如，于1894年在外滩公园内设立了妇女儿童专属更衣室[41]。另一方面，其也积极地将儿童活动设施引入公园中，比如，于20世纪初在虹口公园内设立秋千、双杠等儿童活动设施[42]。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租界公园成为“儿童的天堂”[43]。

    随着儿童游园人数的与日俱增，公园内儿童与成人间的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并最终促成了儿童公园的出现。由于公园内的儿童越来越多，普通游人开始将“打破公园宁静”的元凶归咎于儿童，认为正是由于儿童的存在才使得他们不仅“无法在公园内安静地休息，甚至连清净地散步也做不到 ”[44]。面对这些不满，家长们表示“孩子们仅仅是需要一块适合嬉戏的场地而已”，并强调这点对于租界内的普通居民尤为重要——因为多数的洋房内并没有花园，这些居民也不能如居住在别墅中的“上等人”那般让孩子在自家的花园中嬉戏；“如果不能在公园中活动，那么这些孩子只能在马路上玩耍了，这样无疑会将孩子置于滚滚车轮的危险之下，并遭受污染、病菌的侵扰”[45-46]。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上海工部局开始在公园内设立儿童公园，将儿童与成人活动空间相分离。比如，其于20世纪初在虹口公园内设立了一个儿童园(Baby garden)；又于1911年在外滩公园的音乐台旁设立了儿童专属活动区，使成人在音乐会时不被打扰[48](图4)。这些儿童公园的出现不仅避免了对成人游赏造成影响，还保证了儿童在公园内的活动空间，从而促进了公园儿童活动功能的提升。

图4  上海虹口公园内的儿童公园[47]

    4 功能变迁与租界社会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公园的功能在公众健康、体育运动、儿童活动等方面都反映出了深刻的变化，并促使这些公园从租界初期美化城市的休闲绿地逐渐转向为功能复合的城市景观(表1)。

    然而，除却公园这一景观形式的内在动力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些功能变迁与上海租界社会心态、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港口海洋贸易网络间都有着密切关联。

    4.1  社会心态变化

    在上海公共租界初创时期，界内的多数侨民并没有久居上海的打算。他们多是抱着冒险家的心态来到上海，意图挣上一笔快钱后就离开中国，因而也无意建设租界。诚如19世纪50年代一位英国商人所表露的，“我希望顶多在二三年内发一笔财，然后离开。那么即使以后整个上海毁灭在火里或水里，这对我有什么要紧呢”[49]。但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后，19世纪90年代的租界已然初具繁荣，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给予各国自由在华开设工厂的特权则更促使上海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50]。这也使得租界内侨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转而谋求在上海的长远发展，并因此全力建设租界，丰富租界内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租界的经济条件也为这些建设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租界内的公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并衍生出更多的功能。

    4.2  人口构成变化

    在租界社会的变革下，租界内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受到冒险家心态的影响，早期的租界基本是一个由男性单身青年所构成的社会。他们多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远渡重洋，来到上海，以求快速攫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51]。于他们而言，工作就是唯一的生活，因而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奉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模式，以便快速发家致富[51]。为了让雇员们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租界内的各洋行也有意引导其雇员保持单身。这也致使坊间流传着“结婚证就是辞职信”的说法[52]。随着这些侨民在上海的生活日趋稳定，组建家庭则成为这些单身雇员最为迫切的愿望。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女性也来到租界。至1890年，公共租界内的成年男女比例就从1870年的2.9:1降至1.97:1，而在婚人口更是取代了未婚人口成为社会主流[53]。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促使租界内居民开始从整个家庭，而非个人的层面出发，对于城市公园的建设和使用提出要求，继而引发人们对于公众健康和体育活动的关注；另一方面则直接导致大量婴儿的出生，促使公园形成儿童活动的功能。

    4.3  海洋贸易网络

    联结各国际港口间的海洋贸易网络也对上海公共租界内公园的功能变迁有着重要影响。自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后，19世纪末的上海已经发展成东亚海洋贸易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节点。其内通汉口、天津、福州、宁波，外接神户、长崎、仁川、釜山，使得中、日、韩三国构成一幅相互连通的贸易网络，并与欧洲相联结[54]。这一贸易网络不仅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还引领了欧美的建设理念跨越国家边界直接进入上海，使得上海公共租界的城市建设与世界同步。因此，当19世纪末欧洲、美洲及东南亚各国政府因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而对公众卫生大加防范时，上海工部局也几乎同时将提升公共健康纳入城市景观营建的考量中，并引发公园内公共健康功能的凸显。此外，这一海洋贸易网络还促进了租界内儿童活动及体育运动观念的流行，进而影响到公园内相应设施的出现及整体功能的变迁。

    5 结语

    在租界建设初期，公共租界内的公园本是美化环境的休闲绿地。但在19世纪末，上海公共租界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其内的居民社会心态、人口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租界社会早期的冒险家心态转为谋求长远的发展。与此同时，日益形成的跨国贸易网络，也将上海租界与国际城市发展联结起来。在这几方面合力的作用下，租界内公园的功能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数年间发生转变，并体现在“公共健康”“体育运动”和“儿童活动”等方面上。最终，这些公园演变为功能复合的城市景观，并推动了“公共健康”等观念的引入和深入人心，改变了租界内居民的生活习惯，从而为我国的公园建设现代化及中国园林发展的近代转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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